在40天內，張家良所在的儲運企業接受了各級主管部門的檢查共計81次，平均每天就要接待兩次。
上海蘆潮港區內，多家危化品倉庫原本門可羅雀，而今倉庫價格有的漲了三倍，每平方米的均價甚至超過了五星級酒店。
這類考試以前可以翻書、偷看，2016年不僅試卷題目變難了，而且80分才算通過。這讓江永銘很緊張，今年考試最終合格率連30%都不到。
從2015年8月22日到10月1日的40天內，張家良所在的儲運企業接受了各級主管部門的檢查共計81次，平均每天就有兩次。
“對我們來說，既是挑戰又是提高。”這名上海北芳儲運集團有限公司運營總監在最近一次會議上發言道。
這并非一家企業的特殊待遇。在諸多危化品倉儲行業人士看來，這是艱難的一年。天津港“8·12”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發生后，各地政府部門均加嚴了危化品管理。危化品倉儲企業感覺自己成為“過街老鼠”，下游企業的生產也受到影響。
這一年，被業內稱為“后8·12時代”，危化品倉儲業正面臨大洗牌。
1大整改天津港"8·12"事故之后，全國的危化品倉儲企業迎來了大整改。
天津首當其沖。事故后不久，全市針對危化品企業建立了“紅黃藍”表格分類管理制度：藍色不需要停產，要整改；黃色是警告、停產整頓；紅色則堅決“關、停、轉、遷”。截至2016年7月24日，據新華社報道，全市共排查危險化學品企業3038家，因存在各類隱患和問題而被列入“紅黃藍”表的企業2583家，占到85%。
其他城市的整改速度也很快。天津港事故后不到兩個月，在上海，全市最大的公共危險貨物倉庫——上海港城危險品物流堆場實施搬遷。新地址在蘆潮港，那是上海版圖的最東南角，距離市區約70公里。2016年7月21日，南方周末記者在現場看到，烈日下，堆場內的集裝箱正被澆水降溫，附近的蘆潮港火車站也因距離太近而被遷走。
“‘8·12’以后，關閉的企業特別多，我們接到很多（企業）電話，說企業沒辦法做。我說你們犯了哪一條，他說我們不夠一千米（安全距離）。”2016年5月，在第三屆危險品倉儲和道路運輸高峰論壇上，中國倉儲協會危險品倉儲分會副會長柴保身發言說。
企業并非沒有怨言，但大多數都選擇了接受。
2016年7月，天津裕華經濟貿易總公司張貴莊儲運分公司的危化品已全部清空，只剩下6個不明氣體罐存放在當地環保局。“我們公司將近60年了，也沒有出過任何問題，現在不讓做了，也沒辦法。”公司辦公室一名工作人員說，但拒絕了采訪。
作為中日合資企業，日陸物流（上海）有限公司總經理江永銘對這陣子的加嚴監管感到很不適應。這家企業的母公司已有71年零事故記錄，他也常常受邀在業內介紹管理經驗。而今，最夸張的時候，一天有三四個針對公司的舉報電話打到了當地安監部門。
“8·12”事故之后，江永銘疲于配合檢查。他覺得有些處罰不合理，反復找政府相關部門協商。比如近日倉庫男更衣室的火災報警器報警了，但并沒有火災。儀器維修的人解釋是誤報。但消防檢查還是根據警報的記錄，還是開了罰單。
危化倉儲企業的關停和搬遷也影響了下游的企業。據江永銘透露，由于上海外高橋保稅區危化品倉庫業務的暫停，下游企業需要從海關辦手續才能使用，導致大量的集裝箱在海關積壓，有的危化品到了工廠時，甚至都過了使用期限。
下游企業只能自尋出路。國際化工巨頭陶氏化學回復南方周末記者稱：該企業在天津的危化品倉庫由于政策原因無法繼續經營時，立即尋找其他倉庫，隨后將存儲在原倉庫的產品轉移至新倉庫。
2出乎意料地嚴格上海蘆潮港區內，則是“風景這邊獨好”。多家危化品倉庫原本門可羅雀，而今倉庫價格有的漲了三倍，每平方米的均價甚至超過了五星級酒店。
業務量增長并不意味著企業規模就能增大，危化品倉庫的擴建批準也被收緊。江永銘盯著倉庫邊的那塊荒地很發愁，那里是公司規劃的二期用地，圖紙、評估都已做好，但就是批不下來。
這并非一地窘況。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危險品與化工物流分會（以下簡稱危化品物流分會）對其會員的調查發現：危化品倉庫的盈利能力有一定提升，但各地政府在對存量危化品倉儲做減法的時候，也嚴控或暫停了倉儲的增量。目前全國固體危化品量的缺口達25%-30%，預計缺口將進一步增大。
多位業內受訪人士擔心，對于有資質企業的管理加嚴，可能迫使更多的危化品進入無資質的“黑倉庫”。
天津港"8·12"事故之后，多名政府官員受到處分。這已變成無形的重壓。在洛克石油中國有限公司安全總監朱成業看來，對危化品監管的層層加碼，源于缺乏信心：“大部分人覺得不可能零事故，但在外企，零事故是深入人心，事故確實是可以預防的。”
中國的危化品安全管理起步晚，但很嚴格。有的新規出臺，即便是一些有著成熟經驗的外企也感到措手不及。
這種“嚴”體現在各方面的一刀切上。最為典型的就是一千米的安全距離。
“這一點在業內爭議很大，統一按照這個標準，容易誤傷。”上海交通大學中美物流研究院教授趙來軍說，“要按照種類、儲藏方式等科學制定不同的安全距離。”
實際上，不少歐盟國家的危化品企業并非全都遠離居民區，而是多通過量化風險評定得出安全距離，不同類別、周邊土地不同開發用途等都是影響安全距離的變量因素。而“后8·12時代”的一刀切，則讓企業很為難。甚至一些企業早于周邊設施先行存在，最后搬遷的卻是企業。
“‘8·12’出臺了很多政策，從紙面上看非常合理，但是與實際不相符。”天津一家化學試劑企業負責人說，“準入的時候就應該把住門檻，而不是現在砍掉、關閉企業。”
根據危化品物流分會的調查，倉儲企業也強調了適用規范的一致性：不同主管機關應有同一標準管理。新舊庫區建設時期均采用了當時最新規范，不應由新規范的升級，而要求老庫區去采納無所適從的升級改造。
對于化學試劑公司而言，更希望政府能夠分級管理。“打火機里面裝的丁烷是易燃品。一個打火機放在我們口袋里是非常安全的，幾十噸的大儲罐是危險的。現在政府不能把我們這些像打火機一樣的企業當成大的儲罐來管。”天津市另一家化工企業負責人說。
3用“互聯網+”解決痛點雖然此前已有不少危化品事故，但天津港“8·12”事故具有轉折性影響。不少危化品倉儲企業感到，在軟件和硬件上，這一年來，企業都在被逼著“還債”。
作為危化品管理的職業經理人，江永銘定期要參加考試。這類考試以前可以翻書、偷看，60分就算通過。2016年不僅試卷題目變難了，而且80分才算通過。這讓這位資深人士很緊張，今年考試最終合格率連30%都不到。
在硬件上，一些公司的滅火器從手提式改成了懸掛式，倉庫著火了，滅火器會自動噴干粉。
趙來軍在和一些業內企業交流時，勸企業再緩一緩，這段時間的加嚴，可能只是階段性的“誤傷”，堅持一下，企業運營狀況會好轉。
根據趙來軍對于危化品事故的統計，自2011年起，隨著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等大型活動的結束，危化品安全管理力度有所削弱，事故數目出現反彈。在2008至2015年期間，盡管事故呈現一定的波動，但年平均發生量為291起，遠低于2006與2007年年均發生量601起。這說明2008年以后我國整體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水平較之前有所提高。
更多的人意識到，利用互聯網來解決危化品管理的痛點。
杭州潤緣控股有限公司創始人朱騊俊近期就在研究一套危化品追溯系統：“好比你從北京到上海，坐的是什么航班，住在哪個酒店，都可追溯。”除了企業內部的信息，這套系統還希望對接工商、安監、交通、消防、銀行、保險等相關部門和機構，目前已經在杭州和寧波的部分地區試點。外企也在中國開展嘗試，陶氏化學就將中國作為了倉儲可視化的試點。
據報道，天津也投入1.8億元打造了一張防控網，首批接入危險化學品企業1466家、重大危險源企業123家，實現了“一張圖”展示。天津還對重點危化企業等進行24小時在線視頻監測，部分重點危化企業按要求每日報送“日報表”。
除了政府、企業，民間亦在行動。劉春蕾，這位環保NGO上海閔行區青悅環保信息技術服務中心的負責人從公眾角度做著類似的事情。天津港“8·12”事故之后，他希望在App“危險地圖”上標明危化品企業的信息。于是，他向31個省份申請危化品安全生產許可證信息和經營許可證的公開，最終只有19%的地區公開了信息。
在了解到爆炸的天津瑞海倉庫是重大危險源后，他又申請了重大危險源的信息公開。這次的結果挫敗感更強：只有浙江省愿意公開，其安監局經過與反恐辦協商后，給出了統計表，并稱由于數據量大，可以到現場查詢。河北、黑龍江、江西、貴州四個省份則是部分公開。
包括安監總局在內，多地拒絕公開的理由均是國家安全及反恐的重要性。對此，劉春蕾表示充分理解，但也提出了質疑：這是否也可能是地方政府未充分掌握信息呢？
劉春蕾查閱資料發現，歐盟國家居民可以通過網絡直接查詢其附近的危險化學品工廠位置、化學品信息，以及對應的突發應急措施。而任何一家新的危化工廠的規劃建立，居民都有權利通過法律途徑提出安全距離等方面的質疑。
“政府應該公開適當的信息，尤其是危險類別及安全距離等，讓居民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劉春蕾說，“就像重點污染企業一樣，環保組織和公眾都可以幫忙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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