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北方，想吃遠洋海鮮、熱帶水果，打開手機動動手指，就有鮮貨送上門；心儀的品牌出了新品，輕點鼠標下單，就有快遞員送來美衣、靚包……現在，人們大部分生活所需都能在網上完成，然而，在獲得極致的便捷后，包裝盒、塑料袋、快遞箱等又造成二次污染。
商超、門店等老行業限塑效果不一，快遞、外賣等新業態又帶來新的挑戰，實施十年后，“限塑令”再度引發熱議。
新業態帶來新困擾
午飯時間，在太原府西街一幢寫字樓上班的王超群掏出手機，熟練地打開APP，點好一份午餐后，又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她已經習慣了點外賣，“基本工作日午餐都會訂”，其他同事也以外賣為主，個別人會出去吃。
王超群上班的寫字樓有數百名員工，每次飯點至少有1/3的人點外賣，一頓飯產生的百余個餐盒中，很多不可降解。寫字樓一位保潔員說，外賣垃圾占多數，有時候一層樓就能收拾兩三袋。
一個人在家不想做飯，太原市民張華經常點外賣，但層層包裝，讓她覺得很浪費。“一頓飯至少兩個盒，有時候還要裹上保鮮膜，還有一次性筷子、塑料湯勺、牙簽、紙巾、塑料袋。”張華說，比起自己做，外賣垃圾太多，像筷子、湯勺根本無需配，家里就有。
對此，商家也有苦衷。在府西街一家商場地下美食區開麻辣燙店的戎午平告訴記者，比起西餐，中餐湯多，不適合紙盒包裝，考慮到成本因素，可降解餐盒也不合適，最佳選擇是塑料餐盒，“包裝不嚴會灑出湯，顧客會投訴，所以就多包幾層，垃圾也就多了。”
數據顯示，外賣方面，截至2017年底，各大外賣平臺每日產生的訂單總和在2000萬單左右，以每單外賣使用一個塑料袋計算，全年使用的外賣塑料袋高達73億個。
除了外賣垃圾外，造成困擾的，還有快遞物流垃圾。去年全國快遞行業包裝使用量達400億件，換算成造紙用的樹木，約7200萬棵，相當于46.3個小興安嶺。
來自晉南的魏師傅，已經在太原干了十余年，主要在雙塔寺街一帶辦公樓和居民區回收廢品。“剛來的時候最常收的是廢報紙、家電，自從有了網購，收得最多的是快遞包裝盒。”魏師傅說，像“雙11”這樣的網購高峰期，他一天從一個小區收的快遞包裝盒就有100多公斤。
“限塑令”明確規定全國范圍內禁止生產、銷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購物袋，所有超市、商場、集貿市場等商品零售場所實行塑料購物袋有償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費提供。記者走訪發現，“老行業”中，大型商超都有償提供塑料袋或用紙袋替代，而在一些小門店則隨意很多。
6月4日，記者在并州路一個農貿市場看到，每家攤販的貨架上都有免費塑料袋，消費者隨意使用。市場周邊的一些藥房、飲品店、飯店、服飾店，情況大多如此。
位于中正天街的一家大型超市收銀員告訴記者，她所在的收銀臺一天約出售200個塑料袋，同時工作的有9個收銀臺，只有中老年人會自帶購物袋，而賣場內對手撕塑料袋則沒有管控，顧客隨便撕。
回收遭拒遇尷尬
距離頒布已經過去十年,不斷有新的經濟現象和社會形態更迭，“限塑令”面臨著新的挑戰也在預料之中。那么，用過的餐盒、快遞包裝袋能不能回收呢？記者聯系到幾個廢品回收站，得到否定的答案。
回收站工作人員的答復是：“塑料不收，塑料不好賣。”“不知道為什么，就是沒有人要。”
對此，魏師傅有自己的經歷和看法。他說，不是不能收，而是許多塑料餐盒內，會留下丟棄的食物，分揀代價太高，而且大多數一次性塑料餐具無法循環利用，回收利用前景低迷。“現在塑料的回收價格下跌，一斤塑料餐盒和飲料瓶，也就幾毛錢，又有剩飯、油污，不好回收。大部分外賣垃圾都焚燒處理了。”魏師傅說。
記者通過網絡查詢到，目前全國只有14%的塑料包裝得到回收，外賣餐盒僅占其中一小部分。外賣垃圾基本用來垃圾發電，企業如果要回收利用，回收利用的經濟成本和環境成本都比較高，基本無利可圖。目前對于廢棄塑料等再生資源回收，國內只有北京、深圳有相應的補貼機制。具體做法是，將生活垃圾分出來的可回收物，納入公共服務的補貼，例如分揀費用、運輸費用、處理費用，在每個環節都會對相關的費用進行補貼。
既然一般塑料制品垃圾不好回收，那么，用可降解材質的餐盒或外包裝來代替，可以嗎？
太原小店區一家不愿意透露店名的餐飲企業負責人稱，一個一次性紙漿餐盒的進價大概1.4元，而一個不可降解材質餐盒進價大約0.88元，二者成本相差近1倍，“沒辦法，必須考慮到成本問題，因為外賣包裝的成本差不多占到整個成本的2%左右，同行們都會算這個賬。”
這位負責人建議，針對現狀，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減少外賣垃圾產生，或降低物流中使用一次性塑料包裝的頻率，比如點餐時，顧客如果不需要配筷子、湯勺等餐具，可以在下單時說明。
各方聯手應對挑戰
原有的回收難、替代品成本高等問題還未徹底解決，新業態帶來的新挑戰又接踵而至。
“這既與新的經濟形態有關，也與人們的消費習慣緊密聯系，還涉及技術、成本等一系列問題。”省社科院侯曉斌認為，治理“白色污染”，共創美好城市，需要凝聚各方智慧。
侯曉斌說，“白色污染”的根源在于垃圾治理主體缺失，“餐館只管做、平臺只管下單、快遞只管送，消費者吃完順手一扔，最后成了全社會的負擔。”要從根本上解決外賣垃圾問題，就要讓相應的責任主體切實擔負起處理外賣垃圾的責任。
“現在國際上有兩種方式可以借鑒，一種是歐洲模式，通過政府采取強制性的政策，對具有可再生能力的垃圾回收處理進行補貼。另一種是日本模式，通過培養國民素質，從源頭上做好垃圾分類。”對此，業內人士蔡鑫有獨到的見解，他在山西環保領域深耕十余年，目前任山西迅速環能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
蔡鑫分析，要從全供應鏈角度入手，網購平臺、商家和消費者等有關各方，都需要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系統解決環境問題。
首先，商家應當承擔一定的責任，比如外賣企業，應當承擔一定的外賣垃圾回收和處理成本，而不是完全由社會買單。其次，在政策制度和執行層面，建立起一個從塑料袋生產、銷售到回收的完整生態鏈，用更多元的市場手段，控制污染。
事實上，由新的消費方式帶來的“白色污染”問題，已經引起有關部門和相關行業重視。國家層面，相關部門正在研究調整“限塑令”，研究制定在外賣等行業率先限制一系列不可降解塑料包裝使用的相關實施方案。
網購平臺也有所行動，記者點擊美團外賣和餓了么發現，下單頁面上添加了“無需餐具”選項，以減少筷子、餐巾紙等一次性餐具的使用。有的平臺還為選擇“無需餐具”的用戶提供積分獎勵，可以在積分商城兌換物品。還有企業采用新科技研發出可以吃的外賣餐盒、勺子。
“其實，我們最需要的，是深入人心的環保理念。尤其是下游的消費者，要真正在內心萌生出對環保的善意，才能讓免費得來的劣質塑料袋不再是小便宜，才能讓垃圾分類不再是麻煩的事情，才能讓低碳生活、綠色消費真正實現。”蔡鑫說，無論是堵還是疏，都離不開公眾意識的轉變，只有各方合力，才能讓“限塑”從政令變為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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