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工業是對外開放程度最深、與國際經濟環境變化聯系最緊密的一個部門。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依舊復雜曲折。“十二五”以來，我國工業增速持續回落，而外部環境的不穩定又加大了工業生產和投資的下行壓力。“十三五”時期，預計國際經濟環境將出現一些新變化，并不可避免對我國工業增長和結構變化產生影響，進而對工業發展政策的調整提出了新要求。
一是國際市場需求的弱增長態勢和結構變化仍將持續。“十三五”時期，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在內的三大政策走向將有助于全球經濟復蘇，但世界經濟大幅回暖的可能性不大，國際市場需求弱增長的態勢難以根本改變。新興市場經濟增長放緩、歐元貶值等一系列現象表明外貿形勢依然嚴峻，中國工業的出口仍將面臨較大壓力。此外，出口結構優化將得到延續，出口目的地多元化和分散化趨勢將進一步加強。伴隨著中國工業的轉型升級，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的出口占比將不斷提升。
二是制造業回流發達國家與低梯度發展中國家加速承接產業轉移并存。“十三五”時期，預計發達國家制造業回流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業，這將有助于發達國家在產業鏈中的核心環節保持壟斷優勢，從而具備更強的控制和定價能力。相比高端制造業的回流，低端制造業的遷出將更具規模，預計部分對勞動力成本敏感的制造業生產線將從中國轉移，對此應引起充分重視。當然，雖然中國低成本比較優勢不斷削弱，但考慮到生產效率和基礎設施等因素，中國工業生產仍具備較強的競爭力。
此外，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和秩序重塑，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幅度加大，中國企業加速對外投資和向外產業轉移，也將對我國工業增長和結構變化產生影響。
“十三五”時期，外部環境的趨緊既帶來了嚴峻挑戰，也對工業轉型升級形成了倒逼機制。如何沉著應對挑戰，化解不利因素，亟需相關政策、機制的調整和改進。
第一，加大主動開放的力度。中國應積極迎接新一輪國際貿易自由化的挑戰，主動參與制定國際經濟和投資規則，從自身、雙邊及多邊3個層次加強開放和合作，并深入研究貿易規則的新趨勢，采取合理措施應對。
第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增強企業對沖風險的能力。應加強與周邊地區的人民幣結算，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并規避美元波動帶來的匯率風險。
第三，優化貿易結構。進一步深化與亞洲、非洲、拉美等新興市場間的貿易和投資合作，并逐漸形成長期機制。細化出口產品市場，深度挖掘中國工業產品在新興國家的市場潛力。
第四，加速產業結構升級。積極應對高端制造業回流發達國家和低端制造業出口市場被低梯度發展中國家擠占的雙重壓力，加快推動產品結構升級和轉變。在宏觀層面，加強技術創新，促進“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推動中國工業向附加值更高的價值鏈高端攀升。在微觀層面，積極培育發展知識、技術密集且更加專業化的中小微企業，鼓勵企業從生產加工環節向產品研發、設計、品牌推廣等環節延伸產業鏈。
此外，還要促進對外投資多元化，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在這一過程中，要通過加強與東道國的談判和合作，提高雙邊及區域投資協定的參與度，為工業企業對外投資提供便利化的政策支持，從而更好地協助中國企業順利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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