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每年消耗的塑料購物袋約40萬-60萬噸，降解塑料袋用量不到5%，生物分解塑料袋主要是以出口為主。”中國塑料加工工業協會降解塑料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國家塑料制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北京）副主任翁云宣說。
推廣難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可降解塑料袋價格比普通塑料袋高出50%。
“根據生產調查和測算結果，應用生物分解塑料的生產成本是傳統塑料的2-5倍。由于價格過于昂貴，在現有經濟條件下，若缺失政府補貼和政策支持，生物分解塑料要替代常規產品難以實現。”翁云宣說。
早報見習記者 歐昌梅
雖然“限塑令”出臺至今已逾4年時間，但現實是，“我國每年消耗的塑料購物袋約40萬-60萬噸，降解塑料袋用量不到5%。”中國塑料加工工業協會降解塑料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國家塑料制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北京）副主任翁云宣如是說。
阻礙可降解塑料袋在中國推廣的主因，在于其成本比普通塑料袋高。目前市面上的普通塑料袋一般是1角錢3個，而生物降解塑料袋一個則需要5角錢左右。對于一般家庭而言，如果獨立承擔，長此以往，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市場難以開啟，中國化工企業也畏首畏尾。
10月12日，淄博齊翔騰達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與機構及中小股東溝通后，決定取消針對“年產15萬噸環保新材料（PBS，一種可降解塑料）工程”的20億元定向增發計劃。
齊翔騰達內部人士透露，取消增發主要是股市的原因，股東期望值不是很高。同時，一些股東對可降解塑料的市場前景不是特別看好，存在質疑。
“國內生產的生物分解塑料袋主要是以出口為主。”據翁云宣介紹，目前在全球范圍內，降解塑料的品種包括光降解塑料、氧化降解塑料和生物分解塑料，總用量在60萬噸以上，其中生物分解塑料約占50%左右。
如何破解可降解塑料當下的困局？翁云宣建議，中國可借鑒國外經驗，制定強制推廣政策，通過補貼和稅收政策，鼓勵生物分解塑料的生產應用；建立專項資金，提高技術和擴大生產規模，降低原料成本；分期分批推廣降解塑料，按照行業生產能力和制品生產技術，逐步推進生物分解塑料購物袋的推廣進度。
限塑令的初步戰果
限塑令推出之初，就有企業推出降解塑料袋，欲搶占市場。然而時至今日，降解塑料袋卻沒有做到實至名歸。市場上標注的可降解塑料袋，大多由聚乙烯、淀粉和碳酸鈣制成，其中只有淀粉和碳酸鈣可降解。國家塑料制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北京）副主任翁云宣說，“國內可降解塑料袋的標準正在研究制定中。”
目前已有強制政策針對的是超薄塑料購物袋，而其產生的替代效應，是國內可再生塑料產業的初始推動力之一。
2007年底，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知》（《通知》），即人們熟知的“限塑令”。《通知》規定，從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禁止生產、銷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購物袋（超薄塑料購物袋）。從2008年6月1日起，所有超市、商場、集貿市場等商品零售場所要實行塑料購物袋有償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費提供塑料購物袋。
“據初步統計，‘限塑令’實施后，塑料購物袋使用量明顯減少，全國主要商品零售場所塑料購物袋年使用量減少240億個以上，累計減少塑料消耗80萬噸，相當于節約石油480萬噸，折合標準煤680多萬噸，減少二氧化碳排放1520萬噸，節約石油資源相當于大慶油田年產油量的1/8。超市、商場的塑料購物袋使用量普遍減少了2/3以上。”翁云宣說。
在限塑令執行的2008年，中國塑料加工工業協會塑料再生利用專業委員會公布的數據稱，“中國每天買菜要用掉10億個塑料袋，其他各種塑料袋的用量每天在20億個以上。”
限塑令推出之初，就有企業推出降解塑料袋，欲搶占市場。然而時至今日，降解塑料袋卻沒有做到實至名歸。市場上標注的可降解塑料袋，大多由聚乙烯、淀粉和碳酸鈣制成，其中只有淀粉和碳酸鈣可降解。
安信證券分析師譚志勇稱，國內一些企業生產的降解塑料袋能完全降解的并不多。具有技術優勢的國際化工巨頭，則早已盯上中國市場。
“在國際上，專業機構提到的更多的是可堆肥塑料，以便和其他塑料相區別。在中國還有提到光降解、氧降解塑料。但問題是，這些塑料在堆肥廠是否能被微生物消化，是需要打個問號的。中國有很多號稱可以降解的塑料，但到了堆肥條件下，微生物是不能完全消化掉的。”巴斯夫可生物降解聚合物亞太區負責人Daniel Hebert說。
據Daniel Hebert介紹，巴斯夫的生物降解可堆肥塑料有Ecoflex和Ecovio兩個品種。前者成分是共聚酯，后者除了共聚酯還添加了可再生材料（淀粉），二者在工業堆肥條件下可分解成水、二氧化碳和生物質（肥料）。
翁云宣說，國內可降解塑料袋的標準正在研究制定中。可降解塑料袋的品種可根據塑料袋廢棄后的處理方式來確定。對廢棄后進行焚燒處理的可降解塑料袋，推薦使用生物基如淀粉基作材料，既節約石化資源，又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對堆肥化處理的可降解塑料袋，推薦使用生物降解材料，既保護環境，又可使資源合理利用。
國內沒有市場？
安信證券分析師譚志勇指出，推廣難主要還是成本問題。“關鍵是（可降解塑料袋）賣得太貴，如果沒有國家法規強制執行，不會有人用這個東西。超市里一個塑料袋1角錢，但可降解塑料袋可能要賣5角錢以上，消費者是不愿意花這個錢的。”
面對比普通塑料高的成本和缺乏強制性推廣的政策，國內降解塑料企業只能紛紛尋找出口。
據翁云宣介紹，2011年中國降解塑料袋（這里指的是完全可生物分解塑料）產能在10萬噸以上（如果是光降解塑料和氧化降解塑料，其生產工藝和傳統塑料一樣），基本能夠滿足市場需求，但因為成本問題，目前國內應用很少。
“中國每年消耗的塑料購物袋約40萬-60萬噸，降解塑料袋用量不到5%，生物分解塑料袋主要是出口為主。”翁云宣說。
據翁云宣介紹，現在，美國基本上使用普通降解塑料袋和紙袋。1980年代末紐約市開始對生產生物降解塑料的廠家給予補貼。1996年，美國政府設置了總統綠色化學挑戰獎，鼓勵發展生物塑料產業。2002年起，美國要求每一個聯邦機構都必須制定使用生物塑料的計劃。
“美國現在朝著生物基方向發展，強調堆肥效果。”翁云宣說。
成本和利潤前景讓中國企業搖擺不定。
“齊翔騰達一開始計劃募集20億元發展可降解塑料，后來取消了，（股東）覺得前景不怎么好，決定不做了。”譚志勇說。
譚志勇指出，推廣難主要還是成本問題。“關鍵是（可降解塑料袋）賣得太貴，如果沒有國家法規強制執行，不會有人用這個東西。超市里一個塑料袋1角錢，但可降解塑料袋可能要賣5角錢以上，消費者是不愿意花這個錢的。”
據翁云宣介紹，普通塑料中，聚乙烯的價格在12000元/噸左右，可生物分解塑料的成本隨原料不同而不同，一般的，完全生物分解塑料袋成本是同規格聚乙烯塑料袋的2-4倍，成本跟原料種類、加工工藝等相關。
譚志勇說，在國外，如果要使用不可降解塑料，需要征收特別的費用，“國內因為沒人用，國外是強制性使用，那就有市場了。”
據尚普咨詢發布的《2011年中國生物降解塑料市場分析及投資趨勢研究報告》顯示，目前歐洲和美國等地生物降解塑料消費量已超過300萬噸，但目前全球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產能僅80萬噸，全球市場對生物降解塑料的需求缺口巨大。
突破口：垃圾分類
上海、杭州、廣州和南京等城市都已出臺了垃圾分類的相關規定。金發科技董事會秘書寧紅濤稱，“我們已經全面進入廣州的垃圾分類工作中，目前60%的市場份額都是金發科技的。廣州一年需要使用10萬噸的可降解塑料，肯定會率先啟動降解塑料市場。”
當下中國正在加緊推行垃圾分類試點，上海、杭州、廣州和南京等城市都出臺了相關規定。伴隨垃圾分類而受重視的有機垃圾堆肥化處理，或為可降解塑料袋打開國內市場的大門。
“現在試點社區的可降解塑料袋發放是免費的，不過這只是過渡性政策，是鼓勵居民對垃圾進行分類。”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環衛管理處副處長顧育新說。
在廣州，部分生產降解塑料的企業已嘗到了甜頭，金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便分到了一塊蛋糕。
2011年10月，金發科技珠海萬通年產3萬噸完全生物降解塑料聚酯生產項目PBS投產。金發科技董事會秘書寧紅濤透露，珠海萬通二期年產9萬噸完全生物降解塑料聚酯正在建設中。
“我們已經全面進入廣州的垃圾分類工作中，目前60%的市場份額都是金發科技的。廣州一年需要使用10萬噸的可降解塑料，肯定會率先啟動降解塑料市場。”寧紅濤稱，政府向企業采購生物降解塑料袋，然后免費發放，有了政策支持，未來的市場會變大。
“（降解塑料袋的）市場前景很好。”前述齊翔騰達內部人士稱，未來還是看好降解塑料業務，公司還要做進一步論證。
據悉，廣州垃圾試點主要采用三大模式，即“廚余垃圾專袋投放”模式、“垃圾不落地”模式和“垃圾按袋計量收費”模式。
Daniel Hebert認為，廣州的試點項目帶有示范性質，成功后模式可以復制。據Daniel Hebert介紹，巴斯夫正與廣東的合作伙伴合作，參與到廣州垃圾分類的項目中。
翁云宣建議，可結合一些發達城市立法推進垃圾分類的工作，逐漸推廣生物降解塑料袋。
“現在可降解塑料的市場主要在國外，意大利已開始實施禁塑令，法國、芬蘭等國家由于經濟危機推遲了原本定于今年6月份實施的禁塑令，我們正在推進國內市場的開發。”寧紅濤說，國內降解塑料市場需要培育，垃圾分類對降解塑料袋的推廣而言，是個非常好的機遇。
對于可降解塑料袋成本較高的問題，寧紅濤說，盡管一個可降解塑料袋價格比普通塑料袋高50%，但對于一個城市來說，綜合處理垃圾的成本降了下來。
堆肥企業的角色
巴斯夫可生物降解聚合物亞太區負責人Daniel Hebert說，“相比較歐美國家，中國末端的堆肥設施比較欠缺，這也是中國面臨垃圾圍城的癥結所在。中國需要更多的投資去建立這些設施。”
生活垃圾堆肥同樣需要可降解塑料袋。
《廢物資源化科技工程十二五專項規劃》顯示，2010年，中國城市生活垃圾年產生量近1.6億噸，垃圾處理以焚燒、衛生填埋等技術為主，分別占垃圾處理總量的3%和60%左右。
垃圾焚燒和填埋是比較快捷的方式，但容易形成二次污染。焚燒耗能，且易污染大氣；填埋則易對土壤和地下水源造成損害。相比之下，有機垃圾堆肥化處理被認為更加清潔有效。
“填埋的話，垃圾堆在土地里會產生滲濾液，這是一種有毒的液體。如果防滲工作做得不好，對地下水污染非常嚴重，產生的有毒有害的氣體也比較嚴重。滲漏液不僅危害土壤，它的毒性相當大，被污染的地下水如果進入到自來水系統，對人體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國家機械標準化委員會固廢分標會主任白云峰認為，垃圾堆肥適合垃圾量少的農村地區，垃圾焚燒電廠包括其他環保設施要有硬性質量標準和設計標準，以降低對環境的危害。
今年6月，巴斯夫和武漢華麗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武漢華麗）宣布，雙方在武漢萬科潤園試點垃圾分類，使用可完全生物降解塑料垃圾袋，在源頭上將有機垃圾（包括廚余垃圾等）和其他垃圾分開，并推動有機垃圾的堆肥處理。據Daniel Hebert透露，雙方專門建立了一個堆肥廠，目前堆肥廠已經產出肥料。
翁云宣同樣表示，如果用生物降解塑料袋裝有機垃圾，省錢省力又高效。采用生物分解塑料垃圾袋將成為餐廚垃圾最終堆肥化、生態化處置的必然和最優選擇。
“堆肥廠的垃圾不是一兩袋，每天可能有幾十萬個袋子裝的垃圾。餐廚垃圾都是濕垃圾，跟其他垃圾混在一起，如果要分揀出來，在操作上很困難。據我們了解，運行比較完善的堆肥廠都難以將不可降解的袋子從垃圾中分揀出來，即使要分離，也要花很大的代價。”Daniel Hebert說。
垃圾分類和餐廚垃圾資源化處理為生物降解塑料袋開辟了一條道路，但如何在這條路上走好，還需要一些設施的完善。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要求，袋子有大有小，有不同的設計。從各個國家項目運行的差別來說，相比較歐美國家，中國末端的堆肥設施比較欠缺，這也是中國面臨垃圾圍城的癥結所在。多年來，發達國家已經建立了很多完善的末端處置設施。根據垃圾處理的不同需求，建造了焚燒廠、填埋場；針對有機垃圾、廚余垃圾，還有堆肥廠去資源化處理。中國才剛剛起步，需要更多的投資去建立這些設施。缺少這些環節的話，有很好的想法也很難去執行和落實。”Daniel Hebert提醒道。
環保成本如何分攤
國家機械標準化委員會固廢分標會主任白云峰認為，人們需要形成這樣的觀點——不環保，就得付出高代價，利用市場杠桿調節，“降解塑料袋就必須貴，得改變大家使用一次性物品的習慣”。
當下，四五角錢的生物降解塑料袋猶如環保產業中的綠色奢侈品。要想根除“白色污染”這塊心病，還要解決環保成本的問題。
“現在中國生活水平還不是特別高，畢竟降解的成本要高一些，要使用的話，生活成本可能就要提高一些。大家能不能接受跟最終政策方面的決策，可能有不一樣的結果 。”齊翔騰達內部人士說。
“根據生產調查和測算結果，應用生物分解塑料的生產成本是傳統塑料的2-5倍。由于價格過于昂貴，在現有經濟條件下，若缺失政府補貼和政策支持，生物分解塑料要替代常規產品難以實現。”翁云宣說，在國外，政府通過政策或稅收調節價格，有的發達國家直接禁止非生物分解塑料購物袋的使用，在有的國家還專門設立專項發展基金以支持生物分解塑料產業。目前中國政策上對生物分解塑料產業的支持力度較弱，雖有宏觀政策支持，但缺少細則，不利于生產型企業的發展。中國在法律上沒有明確生物分解塑料在現代循環經濟中的地位，在政策上尚沒有給予巨大優惠支持。
白云峰認為，人們需要形成這樣的觀點——不環保，就得付出高代價，利用市場杠桿調節，“降解塑料袋就必須貴，得改變大家使用一次性物品的習慣。”
近年來，國內也出現了一些發展較好的企業，如武漢華麗、金發科技、寧波天安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但各企業盈利狀況卻不樂觀。
據翁云宣提供的數據，國內整個降解塑料行業內的企業大概有200家，生物降解塑料的原料年產能在15萬噸左右。這些企業中有30%是盈利的，其他企業還處于研發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成本高，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市場仍比較看好可降解塑料的前景。
據Daniel Hebert介紹，金融危機前，巴斯夫的生物降解可堆肥塑料只有1.4萬噸。2009年，巴斯夫將產能擴大到7.5萬噸。“因為比較看好環保材料的市場前景，所以即使在金融危機期間，我們也做擴大產能的工作。”
“一方面，從外部環境來看，像美國的一些州，意大利等一些歐洲國家紛紛出臺強制推廣降解塑料袋的政策，可降解塑料袋需求逐漸增加；另一方面，從國內原料規模放大速度來看，隨著原料規模逐漸放大，其成本也在逐漸降低；再就是我國對環境保護和可再生資源支持政策加強，降解塑料袋應該會有快速發展。”翁云宣說。
翁云宣預計， “十二五”期間生物降解材料的產能預計會超過50萬噸。在成本方面，如果生產1000噸生物降解塑料，其成本需要5萬元。如果生產一萬噸，成本則會減少到3萬元。如果生產10萬噸，那么成本只需要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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